有学者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对MSM人群HIV nPEP的知晓率进行了研究。从全国层面来看, 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有着较高的知晓率。LI等^[6]对419例MSM的调查发现, 其对HIV nPEP的知晓率为72.32%。王憓等^[7]对1 517例MSM的调查发现, 其对HIV nPEP的知晓率为72.5%。李传玺等^[8]对国内419例MSM调查发现, 其对HIV nPEP的知晓率为51.3%。罗倩倩等^[9]对282例青年MSM（年龄18~24周岁）的调查发现, 青年MSM人群对HIV nPEP的知晓率为100%, 高于其他年龄段的MSM人群。

从地区层面来看, 一项在2022年发表的研究发现, 上海606例MSM对HIV nPEP的知晓率为82.8%^[10], 高于另一项2020年低于61%^[11]的调查结果。而一项在2021年对北京1 202例MSM开展的研究显示, 其知晓率为42.5%^[12], 与2020年低于61%^[11]的调查结果相比, 北京MSM人群对HIV nPEP的知晓率没有明显改善。在其他地区中, 有学者对武汉、济南、长沙、广州、哈尔滨, 以及广西MSM人群HIV nPEP的知晓率开展了单次研究。尽管无法得知其是否随时间变化, 但不同地区之间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武汉308例MSM对HIV nPEP的知晓率最高, 为90.91%^[13]。济南413例MSM对HIV nPEP的知晓率为67.31%^[14]。武汉和济南MSM人群对HIV nPEP的知晓率均高于长沙、广州MSM人群对HIV nPEP低于61%的知晓率^[11]。哈尔滨430例MSM对HIV nPEP的知晓率较低, 为40.9%^[15]。而广西344例MSM对HIV nPEP的知晓率最低, 为22.1%^[16], 低于广西桂林219例MSM对HIV nPEP35.9%的知晓率^[17]。上述研究结果可能与MSM人群低龄、高学历、高收入、通过网络寻找性伴侣、较高的HIV知识储备、检测过HIV、感染过性病、受到污名化、缺少HIV nPEP推广、MSM人群的隐蔽性等因素有关^[12]。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得知, 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的知晓率较高, 且高于全球MSM人群对HIV nPEP51.6%的知晓率^[18]。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青年学生MSM人群对HIV nPEP的知晓率没有明显变化。韩晶等^[19]对北京、深圳、昆明3个城市293例青年学生（年龄21.0± 0.2周岁）MSM的研究发现, 其对HIV nPEP的知晓率为47.8%。邵英等^[20]对北京、深圳、昆明293例青年学生（平均年龄为20岁）MSM调查发现, 其对HIV nPEP的知晓率为47.8%。这提示我国青年学生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知晓率较低。

我国MSM人群对HIV nPEP的态度体现在使用意愿、支持率和需求率三方面。相较于2020年, 2021年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的使用意愿有所提高。李传玺等^[8]在2021年对国内419例MSM研究发现, 其对HIV nPEP的使用意愿为82.6%。王憓等^[7]在2021年调查发现, 全国1 517例MSM对HIV nPEP的使用意愿为87.9%。以上两个结果均高于HOU等^[11]在2020年发现全国708例MSM对HIV nPEP使用意愿为70%的调查结果。有学者认为, MSM人群对HIV nPEP使用意愿的提高与社会支持程度的增加^[17]、MSM人群频繁检测 HIV、对感染HIV的担心以及对HIV nPEP的知晓有关^[11]。从地区层面来看, 广西桂林219例MSM对HIV nPEP的使用意愿为58.6%^[17]。一项对武汉308例MSM的研究发现, 在发生HIV暴露后, 愿意花钱购买HIV nPEP药物者占73.38%, 既知有副作用, 愿意服用HIV nPEP药物者占88.64%^[13]。这提示, 广西桂林和武汉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有着较高的使用意愿。

3项研究分别从全国和地区层面调查了MSM人群对HIV nPEP的支持率。LI^[6]在2021年调查全国419例MSM发现, 其对HIV nPEP的支持率为91.65%^[6]。与单阳夫妇、女性性工作者、性服务购买者和吸毒人群相比, MSM人群对HIV nPEP的支持率最高^[6]。从地区层面来看, 刘玉新等^[13]对武汉308例MSM的调查发现, 88.64%认为应该在MSM人群中推广使用HIV nPEP。该结果高于郑亦慧等^[10]发现上海606例MSM对HIV nPEP支持率为81.2%的调查结果。这提示, 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的支持率较高, 尤其是发达城市。

不同地区MSM人群对HIV nPEP的需求程度也不同。济南、广西、北京和武汉MSM人群对HIV nPEP的需求率依次分别为64.16%^[14]、60.2%^[16]、59.9%^[12]、59.42%^[13]。这提示, 上述地区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的需求率较高。综合以上信息可知, 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态度较为积极。

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的使用率不容乐观。HOU等^[11]调查发现, 全国708例MSM对HIV nPEP的使用率为6%。这提示, 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的使用率很低。从地区层面来看, 不同地区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的使用率也很低。桂林219例MSM对HIV nPEP的使用率仅为2.0%^[17]。哈尔滨430例MSM对HIV nPEP的使用率为3.3%^[15]。石家庄和厦门419例MSM对HIV nPEP的使用率为3.6%^[21]。上海606例MSM对HIV nPEP的使用率为9.9%^[10]。深圳2833例MSM对HIV nPEP的使用率在2018年为3.92%, 2019年为5.73%, 2020年为10.29%^[22]。这提示, 桂林、哈尔滨、石家庄、厦门、深圳和上海MSM人群对HIV nPEP使用率也不高。但是, 深圳MSM人群对HIV nPEP的使用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此外, HIV nPEP在青年MSM人群中的使用率也有所不同。罗倩倩等^[9]对282例青年MSM（年龄18~24周岁）调查后发现, 其对HIV nPEP的使用率为5.32%; 在比较其中的青年学生与同龄非学生对HIV nPEP的使用差异后发现, 学生群体的使用率为2.99%, 非学生群体的使用率为7.43%。这提示青年MSM对HIV nPEP的使用率较低, 尤其是青年学生群体。同时, 有三项研究结果提示青年学生MSM对HIV nPEP的使用率也不高。韩晶等^[19]对北京、深圳、昆明三个城市293例青年学生（年龄21.0± 0.2周岁）MSM的研究发现, 其对HIV nPEP的使用率为9.9%。邵英等^[20]对北京、深圳、昆明293例青年学生（平均年龄为20岁）MSM调查发现, 其对HIV nPEP的使用率为9.9%。LIU等^[23]对北京、深圳、昆明293例青年学生（平均年龄为20岁）MSM调查发现, 其对HIV nPEP的使用率为12.2%。

综合以上我国MSM人群对HIV nPEP的态度和使用率来看, 尽管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 但实际使用率很低。有研究发现, 我国MSM人群对HIV nPEP的使用率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购买HIV nPEP药物导致过重的经济负担^[10], 以及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隐私保护的担心、受到社会污名、药品价格过高^[24]是阻碍MSM人群使用HIV nPEP的影响因素。而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半年内的性角色主要为插入方、半年内有3个及以上的固定性伴、认为当地MSM人群中艾滋病疫情严重^[16], 同性恋性取向、6个月内发生同性肛交过程中不使用安全套、使用新型毒品、听说过HIV nPEP^[14], 有性病史^[10]以及有能力预防HIV^[25]等影响因素可以促进MSM人群积极使用HIV nPEP。由此可见, 相较于MSM人群对HIV高暴露风险性行为和疾病预防的认知, 经济和社会心理因素是MSM人群能否积极使用HIV nPEP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的服药情况良好, 多数HIV nPEP求询者能及时服用药物并完成28天的服药疗程。HOU等^[11]调查发现, 全国708例MSM中有52%的使用者从医疗机构获得药物。一项有关服药完成率的研究发现, 几乎全部MSM求询者均可在HIV暴露后72小时内启动HIV nPEP, 其中63.16%在暴露后24小时内启动, 可以完成28天HIV nPEP服药疗程的MSM求询者占比为89.47%^[26]。另一项研究发现, MSM求询者的HIV nPEP服药完成率为93.6%^[27]。这提示, 我国MSM人群总体上的HIV nPEP服药完成率较高。但是, 一项使用医疗机构门诊数据对MSM人群使用者进行高危行为特征、药物预防、基线检测、阻断效果的描述性统计分析^[26]发现, 多数服药后实现成功阻断, 少数因遗漏服用、药物丢失、性伴检测阴性等原因未完成阻断。这可能由于28天服药疗程的完成度与自报告头痛、头晕、恶心、纳差等不良反应^[26]的药物副作用有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MSM人群使用HIV nPEP药物后的随访情况并不理想。有研究报道, 尽管MSM人群启动HIV nPEP的随访率为91.9%^[27], 但是启动后3个月的随访完成率较低。其中服药1个月后首次随访完成率为57.39%, 服药3个月后二次随访完成率为37.39%^[28]。值得庆幸的是, HIV nPEP罕见阻断失败的报告。2020年王建等^[29]研究发现, 启动HIV nPEP后进行随访的HIV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推荐HIV暴露后预防用药首选方案为替诺福韦/恩曲他滨+拉替拉韦（或多替拉韦）; 也可考虑选择比克恩丙诺/恩曲他滨/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如整合酶抑制剂不可及, 根据当地资源, 可使用蛋白酶抑制剂（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达芦那韦/考比司他）; 对合并肾功能下降并排除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患者可使用齐多夫定/拉米夫定^[4]。目前, 国内MSM人群使用HIV nPEP的药物处方中, 替诺福韦+恩曲他滨+拉替拉韦药物处方率最高, 为87.7%（深圳）^[30], 其次为替诺福韦+恩曲他滨+多替拉韦, 占比77.39%（云南）^[28], 再次为替诺福韦+拉米夫定+多替拉韦, 占比56.58%（河南）^[26]。一项使用医疗机构门诊数据和国家《MSM艾滋病病毒暴露前后预防试点实施方案》中的暴露后预防适用性评估记录表、暴露后预防处理和随访记录表收集数据, 并对该人群的用药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发现, 其他药物处方比例较小, 如8.70%使用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恩曲他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6.96%使用替诺福韦+恩曲他滨+拉替拉韦, 0.87%使用替诺福韦+恩曲他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0.87%使用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0.87%使用艾博韦泰+多替拉韦^[28]。另一项使用医疗机构门诊数据对514例HIV nPEP使用者的人口学特征、就诊时间段、就诊原因、处理结果及复诊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发现, 73.0%因男男性行为就诊, 10.4%因经济条件有限而选择国家免费治疗手册推荐的方案（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蛋白酶抑制剂)^[3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尚未发现从全国层面对MSM人群HIV nPEP药物处方的调查报道。由于我国HIV nPEP还没得到广泛开展, 仅有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艾滋病诊疗定点医院提供该服务, HIV nPEP的药物处方情况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有所不同。HIV nPEP作为一种组合式的药物处方, 现有研究也缺少对医生开具不同HIV nPEP药物处方影响因素的调查, 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回顾国内外关于我国MSM人群HIV nPEP的实证研究, 梳理其知晓率、态度、使用率、服药随访和药物处方情况后发现, 我国MSM人群总体上对HIV nPEP的知晓率较高, 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 但实际使用率很低。部分地区MSM人群尽管对HIV nPEP的服药情况良好, 但使用药物后的随访情况并不理想; 药物处方情况也有所不同。此外, 现有研究的研究对象数量和研究地点范围非常有限, 缺少对医疗机构提供HIV nPEP服务情况的研究。未来应扩大研究对象的数量和研究地点的范围, 在国内不同地区深入剖析MSM人群对HIV nPEP的“ 知信行” 、服药随访和药物处方情况, 增加对HIV nPEP服务领域的研究^[24], 为我国进一步制定和完善MSM人群HIV综合预防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编辑：朱学义 王佳燕